刘开渠说“我愿以我走过的全部道路证明一句话：人生是可以雕塑的。”刘开渠正是在“雕塑”中国现代雕塑事业的同时，完成了对自己的人生塑造。当人们回顾中国雕塑事业从艰难曲折到繁荣兴盛的历程时，在每个发展的关键时刻都能见到他高大的身影。

刘开渠24岁那年——1928年，对自己的艺术道路、也是人生道路作出重要抉择：学雕塑。为此，他放弃了很多：本来，他在北京艺专学习油画已很有成绩；他也喜欢中国画，曾撰文提出对中国画发展的见解；他还发表过短篇小说……从许多方面，他都有开阔的发展前景。

20世纪20年代末，刘开渠得到蔡元培举荐到法国，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雕塑系，不久，成为导师让朴舍工作室的助手，在学习期间，他明确认识到“雕塑艺术是歌颂人民、表现人的聪明才智和刻画人的正气的。”因之，在西方现代艺术思潮迭起的环境中，他选择了现实主义传统，同时也吸纳了其人文精神内涵。

刘开渠学成归国之后，到中央研究院看望蔡元培。蔡元培勉励他为中国雕塑开创一条新路子。当时在场的鲁迅先生对刘开渠说：“做菩萨的时代过去了，现在轮到做人像了。”话很简单，却颇为准确地道出了中国雕塑发展变化的特点。

刘开渠雕塑创作的主要贡献正是在纪念碑雕塑和肖像创作方面。他回国后接受的第一项创作是《一·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》。这是中华大地上矗立起的第一座抗日战争纪念碑，立于杭州西子湖畔。碑顶塑造了临战状态的两尊抗敌将士立像，台座镶有四块浮雕，表现“一·二八”事变中88师将士浴血奋战和人民哀悼忠魂的情景。

民族危难之际，特别需要富于鼓动性、强有力的艺术形象，为抗日英烈铸像成为了庄严的历史使命。刘开渠曾在1939年第二期《抗战艺术》上发表《我们应该利用雕塑艺术做抗战建国工作》，呼吁在城乡各地广建抗敌题材的雕塑，以鼓励爱国，激扬民情。1939—1945年期间，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，他身体力行，翻砂铸铜，先后创作了《王铭章骑马铜像》、《无我英雄纪念碑》、《李家钰骑马铜像》，以及孙中山的铜像等。王铭章、李家钰都是为国捐躯的将领。在武汉公祭王铭章时，毛泽东题赠挽联：“奋战守孤城，视死如归，是革命军人本色；决心歼强敌，以身殉国，为中华民族争光。”

这些创作是中国现代雕塑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，为后来的大型纪念碑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作家郁达夫曾经这样评价刘开渠：“他的雕刻完全是他个人整个人格的再现。”

刘开渠在1941—1945年创作的大型浮雕《工农之家》之所以受到美术史家特别的重视，在于它是中国现代雕塑中第一次出现的以工人、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，其中有作者在重庆青木关国立艺专任教时住在南岗农家的生活体验，也表现了对抗战胜利后国家安定兴旺的企盼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中国雕塑事业终于出现光明的前景。新中国成立之初，刘开渠受命赴杭州接收国立艺专并出任校长，后来又兼任杭州市副市长，主管园林规划工作。那时期，他以巨大热情，创作了鲁迅、毛泽东、任弼时等人的肖像雕塑。

20世纪下半叶，有两件关系中国雕塑命运的大事，刘开渠都在其中起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作用。

一是50年代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塑创作，刘开渠出任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和雕塑组组长。他承担了其中《胜利渡长江、解放全中国》、《支援前线》、《欢迎人民解放军》3块大型浮雕的创作任务。这一项创作活动集中了许多杰出雕塑家和画家的创作智慧，为亿万人民群众所瞩目，当浮雕完成1/2定稿时，曾停工3天，组织10万人观摩提意见，然后由创作者参照修改。这种盛事为举世所罕见。

在纪念碑创作过程中，1953年冬季，刘开渠同9位雕塑家赴山西、河北、陕西、甘肃、河南、山东等地考察古代雕塑，对推动雕塑界研究、借鉴传统艺术和中西艺术的融汇贯通起了积极的作用。刘开渠据此行收获撰写了长文《中国古代雕塑的杰出作品》，逐渐形成了发展中国雕塑的重要设想，并多次在重要会议、场合提出成立中国雕塑院和建设城市雕塑的建议。在1957年的政治风暴中，成立雕塑院的美好愿望成为罪状，遭到批判；在十年动乱中，刘开渠又受到冲击，但他对发展中国雕塑事业的信念并未动摇。

二是1982年国家批准了全国美协《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》，年近八旬的刘开渠出任全国城市雕塑规划组组长、城市雕塑指导委员会主任，三度主持全国城雕学术和工作会议，并带头创作。1984年，刘开渠主持全国城雕第一次规划会议，提出“量力而行、尽力而为、积极稳步”的方针和“一手抓繁荣，一手抓管理”等一系列措施，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。

此外，刘开渠从1963年起一直担任中国美术馆馆长，为中国美术博物馆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。在逝世前七天，他还不顾疲劳，亲自主持建馆30周年馆藏精品特展的开幕活动和座谈会。

刘开渠把一生贡献给了雕塑，贡献给了中国的雕塑事业……他自己也永远留在了中国当代雕塑史的丰碑上。